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沼泽地的野百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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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88章 在夏威夷过春节88(1 / 2)

中国人的过年指春节。美国的日历上没有春节,所以,我们只过阳历年:元旦;不过阴历年:春节。只有在中国人集中的地方,人们过两个年。这就是我到夏威夷去过年的原因。

妻子高坤的弟弟全家住在夏威夷。他在夏威夷大学读硕士学位时,结交了许多中国留学生。

高坤弟媳妇在一家台湾人办的公司里工作,同事间连英语都不需要讲。他们总是过两个年。

和我同去夏威夷的还有家里的另一半。他了解的中国年是从电视里看来的,比如跳“狮子舞”和武功表演。我解释说,过中国年主要是“吃”而不是跳舞。他的眼睛亮了亮。因为跳舞的话,他只能当观众了。不过,我“警告”他,大量的中国菜肴中,可能包括他最不愿意见到的鱼头、鸡爪和动物内脏。希望他有所准备。他沉默了一会儿,“反击”我说,也许还有我喜欢的中国菜,你从来没有做过。

我大笑,对美国人积极的处世态度不能不表示欣赏。

我们的假期有一个礼拜。开头几天,早餐和午餐我们各吃各的。弟媳妇做了一缸的糟毛豆.

我几乎将之一扫而空。高坤奇怪地看着我把豆荚送进嘴,然后再吐出来,心里一团疑云。他吃许多夏威夷的水果,也吃三明治和中国炒面。晚上,我们和弟弟全家一起吃,大部分是中国饭菜,也去美国餐馆改善改善,皆大欢喜。

大年夜的晚上,弟媳妇早早回家,准备家宴。其实,她已经悄悄地准备了好几天,我们只顾说话,没有注意而已。

在弟弟家新买的公寓里过中国年,我心潮起伏。站在19层楼的阳台上,前面的太平洋波光粼粼,后面的高尔夫球场绿荫覆盖,晚霞把天地染成金黄。我穿着短袖单裤,呼吸着岛上温暖的晚风,好像置身于梦境之中。这是过年吗?过年是这样的吗?人的一生中,有多少道理早在小时候就被定了型?

我闭上眼睛,首先看见的是一个瘦弱的女孩,怀揣竹篮,手捏票证,摸着黑暗,顶着寒冷,孤零零地走在去菜场的小路上。菜场里已经人山人海,虽然离开市还有两个小时,每一个摊位前都是长长的队伍。偌大的菜场上空,只有几盏稀稀疏疏的日光灯,照在人们的脸上,好像抹了一层青白的灰,阴森森地嘴眼不清。最前面的人是排通宵的,一个人看守着几个空篮或者小凳子(一个凳子算一个人)。小姑娘排在队伍的后面,袖管上被粉笔编上了号码。开市前,菜场里安静而有秩序。时间一到,全乱了套。她在人群里被挤到东挤到西,耳朵里灌满了喧叫和呵斥的噪音,轮到她时,小批量可选择的“珍品”已经无影无踪。即便如此,她还是得到了乐趣。平时吃不到的黄鱼、蹄膀、皮蛋、冻鸭等过年的菜,就这样被装进了她的竹篮,沉甸甸地,她抱起就走,感到力大无穷······那种心情,比考试得满分获奖状还要强。心花怒放之余,便叹息一年只有一次,太少了,太少了······

这就是我心目中的过年,有艰辛,有拼搏,有收获,有期盼。后来日子好过了,对春节的印象反而淡薄了。

那天晚上,我们围坐一堂,会喝的互相敬酒,不会喝的,在一边助兴。酒过三巡,弟媳妇端来了一个大砂锅,这时,过年的感觉突然涌上了我的心头。这是我们家的传统啊,大年夜晚上必有一个色彩缤纷、热气腾腾的大砂锅。多少年来,不论家境好丑,从来没有改变。在国内时,我们每年和它相会一次。砂锅由水晶粉丝垫底,上面堆着酱红的醺鱼、碧绿的菠菜、雪白的鸡肉,还有金黄的蛋饺.像一个画家的调色盘,沉浸在香喷喷的鸡汤里。

“你还包水饺啊?”我忍不住问弟媳妇。蛋饺是砂锅的灵魂,没有蛋饺就不像过年。“做,每年都做,过年嘛!”她微笑着答道。

过年嘛!就像我小时候上菜场那样,有那种跳一跳,就能摘到果实的执着。我已经和蛋饺久违十几年了。在美国哪有做蛋饺的条件?曾经试过几次,都没有成功。

看到蛋饺,就想起了小时候,奶奶教我学做蛋饺的情景。我才长得比炉灶高出一个头,左手握着汤勺柄,右手拿一块生猪油。将金属汤勺在火上加热了,用猪油在勺内涂一遍,然后离火,小心地倒入半匙鸡蛋汁,马上将汤勺转一圈,蛋汁就结成一张又薄又圆的小蛋皮。离火的原因是因为蛋皮的底部能在余热中成形,而表面仍旧嫩滑而未干燥,这样加入肉馅,蛋皮就能合得天衣无缝,不需要另加蛋汁去弥补。肉馅要加得正好,多了,包不住,少了,扁塌塌地不好看。我们用五六个鸡蛋做出一大碗蛋饺,稍不准确,就做少了。当时,一个蛋,一匙肉馅都是算着用的,可不能马虎。做完后,连碗一起放进蒸笼,蒸熟肉馅。到那时,可爱的蛋饺个个挺胸凸肚像金元宝似的,英武非凡。我是学了几年才学会的。每做一次,我就盼望着明年谁能发明一种做蛋饺的机器,用火,用料都算准确,人类就不必那么辛苦了。不知道中国这几年改革开放,有没有这方面的突破?否则的话,蛋饺出口到美国,一定生意兴旺。

话说回来,弟媳妇究竟如何在美国做蛋饺?